受訪者: WWF 香港分會海洋保育經理 蘇隽彥

Q1：吐露港海域近數十年間，受城市發展與過度捕撈影響，漁業資源與棲息地質素明顯下降。在多重壓力下，為何項目仍選定吐露港為可持續漁業管理及海洋保育的優先地點？

吐露港曾是香港漁業最豐盛的海域之一，但數十年間的城市發展與捕撈壓力令這片海域付出了沉重代價。填海令海面積減少近半，加上長期的商業捕撈壓力，生態系統早已超越承受臨界點。珊瑚覆蓋率由昔日約八成跌至今天約百分之二，不少過去曾紀錄存在海草床的地區亦已消失，漁業資源顯著衰退。

儘管如此，我們仍選定吐露港，正是因為看見了它的韌性與復原潛力。作為半封閉內灣，其地理形態如同天然口袋，是魚苗的重要育幼場。本港學者多年來在此進行的珊瑚修復研究已初見成效，科學上已證明這片海域具備生態復原的條件。加上政府亦在政策文件中點名吐露港及牛尾海為潛在漁業保護區選址。我們這個項目的目標，正是為這份意向提供科學支持，推動政策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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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港海域的珊瑚修復工作已初見成效，海中成功修復的珊瑚逾一千株，印證了這片海域的生態復原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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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項目即將發布的「漁業特徵地圖」，相比一般標準化的漁業調查，有什麼獨特之處？

一般標準化漁業調查較集中呈現某個時間點的橫切面，往往難以反映漁業生態較長年代的全貌。我們這次納入「本地生態知識」（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LEK）框架，由島嶼研究網絡（香港）的梁寶山博士帶領團隊主導，深入訪問漁民及各類水上作業者，將他們數十年累積的經驗與記憶，轉化為精確的空間數據。所有數據最終將整合為GIS空間地圖，以視覺化方式呈現，讓公眾真正讀懂這片海的歷史與現況。

Q3：政府有意設立漁業保護區（FPAs），「吐露漁音」項目將提供哪些具體資訊，協助這些措施落地？

我們將從三個面向提供科學依據。在空間分析上，結合棲息地修復數據與漁業特徵地圖，識別具高復原潛力的核心區域，為保護區劃界提供實證支持。

在魚類基因數據方面，我們與香港大學鍾炘熾博士合作，以非侵入性「剪鰭採樣」方式對五種主要魚類進行基因多樣性分析，計算「基因健康風險指標」，評估種群健康與遺傳韌性。

而漁業特徵地圖則進一步呈現漁業熱點分佈及人類活動模式，為海洋保護區的未來分區管理設計提供實際框架。三組數據合力構建科學基礎，配合社區參與所建立的社會基礎，令政策倡議更具說服力。

Q4：在推動吐露港的海洋保育時，為何單靠科學數據是不足夠的？

海洋保育的核心，其實是一個關於人的課題。數據本身無法改變任何人的行為，沒有社區的參與和認同，再嚴謹的科學結論可能只會停留在報告裡。

吐露港的持份者構成多元：傳統漁民、魚排養殖業者、水上活動使用者、周邊社區居民，各方有著截然不同的期望與顧慮。若只憑科學數據推動保育措施，很容易被視為強加規則而引發抵觸。因此我們在科學研究之外，同樣重視聆聽：記錄漁民的作業經歷，理解他們的生計需要，共同探索休閒漁業或可持續養殖等轉型可能。當社區感到保育是在守護他們的未來，保育才能從被強加的規則，轉變為大家共同擁有的目標。科學實證、社區參與與政策倡議三者環環相扣，任何一環缺失，保育都難以走得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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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本地漁民的作業經歷，是「吐露漁音」項目的重要一環。他們數十年累積的知識，正是構建漁業特徵地圖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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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在全球「30x30」保育目標的背景下，您心目中2030年「成功保育的」吐露港是什麼模樣？

到2030年，我期望吐露港能成為香港「由山到海」生態連結的典範，透過有效管理，推動這片海域的生態修復邁向成熟與規模化，實現系統性的長遠復原。屆時，漁業資源將展現可量度的復原跡象，「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OECMs）框架已經建立，作為漁業保護區正式設立前的示範，包括在適當框架下容許可持續漁業活動繼續進行，以及適切地制定休魚期、劃定禁捕區與管理捕魚區等措施，讓漁業資源復甦。更重要的是，漁民、社區、政府與學界建立真正的共同管理機制（Co-management），不是等到問題出現才作出干預，而是從一開始便共同守護這片海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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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島嶼研究網絡（香港）首席研究員梁寶山博士

Q1：在吐露港，水上人從「水上生活」到「上岸定居」的轉變，如何改變了社區與海洋的互動方式？

從水到陸，又或從陸到水，其實一直是雙向流動的過程，並非我們慣常理解的單向遷移。本地水上人將遷居上岸稱為「上街」，這個過程在香港主要發生於戰後，尤其是1960至1980年代。一方面是大量難民湧港，另一方面是城市發展帶來的填海與建設水塘，促使港英政府推出相關政策，將水上人遷移上岸。吐露港一帶最大規模的遷移，正是源於1960年代興建船灣淡水湖，以及1970年代元洲仔附近海灣被填平、沙田海被收窄為河道。

從居住在船艇，到居住在岸上，意味著「水上」從一種生活方式，變成了一種謀生方式或職業。上岸之前，水域的作業範圍、航道與族群聚落，原本都是由水上居民因地因時制宜，有機地自下而上組成。上岸之後，原來自由流動的海洋，逐漸被功能化和分門別類，變成被加以規管的對象。這種從下而上、人與自然互相摸索的過程，也隨之消失。從「水上」到「陸上」，不只是居住地點的改變，更是人與海洋關係的根本轉變。

梁寶山博士與團隊走訪本地漁民，進行口述歷史紀錄。團隊捨棄標準問卷，以舊照片與地圖為引，引導受訪者道出數十載的親身經歷，逐步將這些珍貴的個人記憶轉化為紀錄吐露港變遷的空間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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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在田野調查中，您從吐露港的受訪者口中，聽到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生態知識？

幾乎每一位受訪者，劈頭第一句都會回答：「無魚！」，緊接著便是：「舊時吐露港水好清，可以睇到水底。」短短兩句，已濃縮了幾十年的生態變遷。

我必須坦誠我不懂漁，也不懂潛水。但正因如此，我反而更能感受到受訪者知識的珍貴。例如，同樣統稱為「帶子」的貝類，漁民能細分出棲居沙地的「沙插」、泥地的「泥較」，甚至進一步區分「包仔較」和「沙眉較」。對我來說，這些既不知食味，亦不知形狀，但對他們而言，這是每天賴以為生的知識。季節、水流、不同魚類的習性，每一個細節都深深刻在他們的記憶與身體之中。這種「本地生態知識」（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是任何標準化問卷都無法觸及的歷史厚度。

Q3：您如何在眾多人選中篩選受訪者，並將口述內容轉化為吐露港漁業特徵地圖？

島嶼研究網絡（香港）的研究出發點，是嘗試離開陸生的視角，從海洋與島嶼的角度重新理解香港。水雖然流動，不像陸地會留下固定痕跡，但人與非人在水底和水面持續進行的各種活動，同樣構成了充滿歷史與意義的「地方」。吐露港尤其如此，生產、基建、休閒活動交雜共存，是一個極為繁忙的水域。

在篩選受訪者上，我們採用「滾雪球」的方式，從關鍵的樞紐人物出發，逐步擴展訪談網絡，涵蓋漁民、養殖業者及其他水上作業者。訪談過程中，我們不採用標準問卷，而是以旁敲側擊的方式，引導受訪者從親身經歷出發，娓娓道出漁場數十年間的變遷。這些口述歷史最終與漁業資源分佈及漁民活動熱點整合，轉化為GIS空間地圖，讓公眾以視覺化方式讀懂這片海域的過去與現在。

Q4：許多漁民已轉型從事海上休閒活動。在您看來，吐露港的保育，守護的究竟是什麼？

水上人會將出海捕魚叫作「做生意」。誠然，他們捉了魚，要拿去交易，才能換取所需，產生價值，構成社會關係。所謂休閒漁業，其實也是「做生意」，只不過商業模式由計算燃料 、漁獲、售價，變成計算人流、能源和設施成本，從數「魚頭」變成數「人頭」，本質沒變。水面風雲驟變，討海的人或許比岸上人更懂得「變幻原是永恆」，往往比政策更捷足先登。只要讓漁民先行，政策隨後配合，總會有人繼續討海維生。

但我認為吐露港的保育，不應只著眼於經濟轉型。我一直強調，我們要保育的不是一個結果，而是協助維持或更新既有的生計方式與社群關係。各種與水上生活相關的節慶，無論是天后誕、大王爺誕、扒龍舟，若沒有了討海的人，這些節慶便會逐漸流於形式，因與經濟活動脫離而難以為繼。

這次調查中，大埔的鶴佬族群令我印象尤深。即使大部分人已遷居上岸，他們仍透過節慶與語言習俗維繫著族群的內聚力。這種同中有異、既有重疊亦有邊界的社會狀況，正是使香港各個社區不致千篇一律的重要構成。吐露港值得守護的，正是這種多元共生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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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節日，不限於「傳統」的水上族群。圖為一群潛水員到塔門恭賀天后寶誕。背後的碼頭，塔門人會稱之為「大碼頭」，與天后形成中軸線，以示尊重。與水相關的文化地景，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島嶼從來不是孤立的單元。高流灣昔日設有冰廠和油站，與一水之隔的塔門共構漁業社區；西面的三磨石亦以塔門為社區中心。而這面由三磨石灣致送塔門青年會的錦旗，默默見證著這些跨越水面的社群紐帶。

受訪者: 港大生物科學學院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鍾炘熾博士

Q1：一小片魚鰭的基因分析，可以提供給我們什麼資訊？這種方法有何優點？

當漁民卸下漁獲時，我們會取下一小片如指甲大小的魚鰭，從中提取DNA。隨後會從中讀取一個關鍵基因標記，稱為COI，它就像魚類物種的通用條碼，能精確辨別物種身份，更重要的，是揭示該本地種群的基因多樣性程度。

基因多樣性以「核苷酸多樣性」衡量，反映個體之間在基因層面的差異程度。多樣性偏低是一個警號，往往意味著該種群過去曾因過度捕撈或棲息地破壞而急劇萎縮，倖存個體的基因組成因而過於相近。有別於傳統調查，基因分析方法既快捷又具成本效益，同一套方法可同時篩查數十甚至數百個物種。基因多樣性指標可作為傳統漁業評估的重要補充，為種群抵禦力及長遠可持續性提供更深入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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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如指甲大小的魚鰭，所承載的資訊遠超想像。透過DNA分析，單一樣本便能精確辨別物種身份，並揭示整個本地種群的基因健康狀況，為我們打開一扇通往吐露港水下故事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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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基因多樣性風險警報」如何運作？而基因多樣性偏低又為何令魚類如此脆弱？

這套系統有如火災危險警告：紅色代表高度警戒。我們將吐露港魚類的基因多樣性分數，透過龐大的公開數據庫，與東亞乃至全球的同類物種作比較。若某物種的分數遠低於安全基準，便會直接進入紅色警戒區。

基因多樣性是物種適應環境、應對威脅的根本工具。試想一片廣闊的農場，所有農作物基因完全相同，一旦爆發病害，整片農場便可能全軍覆沒，因為沒有任何植株具備抵抗的特性。魚類亦是如此。缺乏多樣的基因版本，整個種群便會同樣容易受到熱浪、疾病和污染的衝擊。當多樣性跌至臨界低點，近親繁殖更會進一步削弱後代的生存能力。紅色警戒告訴我們，即使眼下仍能見到少數個體，該物種已岌岌可危。

Q4：當黑鱲等本地物種被列入「紅色」高風險警戒區，公眾應如何理解其嚴重性？

這意味著我們的捕魚習慣與沿岸發展，正將這種深受本地人喜愛的魚類推向從吐露港消失的邊緣，絕非只是「今年魚少了」那麼簡單。紅色警戒代表該種群過去很可能已大幅萎縮，並在此過程中喪失了大部分基因多樣性。即使立即減輕捕撈壓力，復原之路亦相當艱難。這是一項警號，代表迫切需要行動，力挽狂瀾。

黑鱲是香港餐桌上的常客，卻已是吐露港的紅色警戒物種。我們在此採集的每一個數據都會上傳至FishBase，讓本地的日常監測成為守護全球海洋健康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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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將吐露港數據分享至FishBase，對全球海洋的可持續發展有何貢獻？

將我們的DNA序列及多樣性分數上傳至FishBase，即全球最大的開放存取魚類百科全書，香港的本地研究成果便能匯入這個免費的全球科學資料庫。國際研究人員可即時比對跨地區趨勢，而我們的本地數據亦足以推動全球類似水域的保育審查，並直接支持聯合國的海洋可持續發展目標。吐露港的日常本地監測，由此成為守護全球魚類種群健康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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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炘熾博士正在處理基因樣本。從漁船上收集的魚鰭樣本，到實驗室裡的基因解碼，再到上傳至 FishBase 的數據，這個簡單的連結將吐露港的日常漁獲，與全球監測及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行動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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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吐露港漁民及養魚人 徐雄

1.您是否從小就在吐露港這片海域長大；可否描述一下您童年生活與吐露港這片海域的深厚感情？

我在1962年出生，鶴佬人，家中有兩條木船，一家人就住在船上。八九歲已經幫手工作，下網後負責敲木板趕魚入網。讀書跟著船走，船泊到哪裏，就在哪裏上學，先後讀過三間學校。

童年最開心的事，是船泊沙頭角碼頭，岸上魚市場有大包同糯米雞賣。我親眼目睹著船灣淡水湖的堤壩一點一點興建。元洲仔的大王爺廟就在我們住家艇旁邊，廟裡的石枱底，就是我小時候打陀螺、射波子的地方。那時候，海就是家，家就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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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雄與研究團隊細訴半生與海為伴的記憶，是任何文獻都難以記錄的第一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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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記得以前吐露港清澈見底， 回首過去，這幾十年來有哪些環境轉變令您印象最深刻？

以前吐露港的水很清澈，站在海面就可以望見五六米深的海底。東岸沿岸是沙泥底，帶子多得很，踩下去便踩到。當年日本人會專程派船來塔門收赤鯮魚苗，船灣沿岸還有魚塘，有人養鴨。那個年代，海是豐盛的。

現在的吐露港，帶子幾乎絕跡，水也不再清澈。以前帶子六元一隻，算是珍貴，現在無人問津。這幾十年間，填海、發展、污染，一點一點將這片海改變了。最令我難過的，不是魚少了，而是連水底的樣子都再看不見。

3. 您曾體驗過隨處「踩帶子」的豐饒；回望過去，您希望重現哪一段與海共處的時光？

我們鶴佬話叫帶子做「盲蛤」。以前在沙田瀝源一帶，「水乾」（即水退）時落泥灘，用腳踩到盲蛤就撿起來，踩到三四隻已經很厲害，是一種玩樂，也是一種生計。吐露港東岸近烏溪沙、西沙一帶，更是帶子的聚居地，要潛下去，用鯉魚鉗夾。那時我潛水是住在光頭山（即現時大埔三門仔路近汀角路一帶）時自學的，無潛鏡，靠感覺摸。

說到底，一切與海有關的種種，都很順其自然。由捉魚、養魚，到各種水上生意，到近年常常為大學及環保團體的修復珊瑚工作提供協助，一切都是順著走，沒有刻意安排。雖然現在定居岸上，但幾乎每天都去魚排，有時約朋友出海釣魚，純粹玩玩。這片海一直在這裏，我也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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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仔的魚排，對徐雄來說早已不只是生計的工具。多年來，它是他與吐露港之間一條不曾割斷的線，一個讓他得以繼續與這片海相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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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你想向大眾分享一個吐露港的秘密，那會是什麼？

吐露港的秘密或許就是過往「周圍都係魚」的景象。只要季節合適，在天然内灣各種如指甲大小的魚苗多不勝數。現在這片海的資源已沒有過往的豐富，也有很多魚種不知何時開始就不再在這裏出現。我在這片海長大和生活，認路不用儀器，不用地圖，靠的是認住咀頭、水流、海底形狀，「全部入晒腦」。我見過它最豐盛的時候，也見過它最落寞的時候，所以我希望它能夠重新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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